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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而弘历则继续追问朱轼：“既如此，礼是否由天子定？”

    朱轼颔首：“自然！”

    “那天子为维护自己的礼，是不是可以对不从礼者予以惩处，乃至诛勠鞭尸？”

    弘历又问道。

    朱轼再次笑着点首：“维护礼法秩序，怎样严格都不过分！”

    “治学不当以讲学为能事，而当济世道，欲济世道，就当以礼释理，且下庶人，进百姓家中，使上下皆合乎礼教。”

    弘历明白了朱轼的意思，无非是以礼下家庭庶人的名义，主张加强集权，统一思想，进一步加强对家庭和个人的控制。

    从顾炎武提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开始，汉人士大夫，就开始认为，百姓也有维护礼教秩序的责任，也需要将礼教控制力下沉到庶民阶层。

    似乎明朝的灭亡，让大清的精英们，获得的最大教训就是要进一步夺走上下所有人的自由，乃至要把思想控制深入到每一个家庭中、每一个人的日常行为中。

    弘历一时也不好说对与不对，因为明朝灭亡前夕的确比他的国初自由开放的多。

    只是在他看来，历史上乾隆后来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，可能与朱轼这种儒士的教育有关系。

    “北宋胡翼之有言：‘明体达用’，今人李恕谷又说：‘能干济实事，有用于世’，如此看来，礼为体，当求实功，以学为实学，行之为事业，治皆实功。”

    “为君者，是否护礼当以追求实功目的去定天下之礼？”

    弘历这些年也读了不少经学的书，所以也能举几个儒士的名言，而对朱轼继续发问。

    朱轼很满意地笑了。

    在他看来，十二岁的弘历能把举几个圣贤的话，能主动发问，说明是真的有在认真学。

    为此，朱轼也就更加认真地说：“天生圣贤以为天下，未有功名不本于道德，亦未有道德而不发为功名者，为君者以求实功而定礼，本是立德！”

    “为师先给你顾、黄、王、颜之学，便可知你当求怎样的实功。”

    弘历颔首，他倒是没想到，朱轼支持加强控制是为了让皇帝可以建立更大的功业。

    他对此不置可否，他只想知道，当朱轼这样的士大夫，发现自己将来也因此被皇帝限制得越来越严后，会是什么反应。

    日讲结束后，雍正将朱轼叫了去，问着朱轼：“四阿哥学的如何？”

    “陛下隆恩，臣能为四阿哥之师乃臣之幸，四阿哥天资卓绝、颇为笃学，更重要的是主动思考，非臣妄言，四阿哥恐将来成就不小。”

    雍正听后颇为诧异，沉默半晌后，就笑着说：“那你好生教着他，让他明白，我大清要为天下认同，无大功于世不行。”

    “臣遵旨！”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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